中央禁令后部分官员叹官不聊生 多地干部下海

新华网呼和浩特6月16日新媒体专电 管得紧了,受约束了,风险大了,当官越来越没劲了。八项规定等禁令之下,一些官员不敢为也不想为,发出了“为官不易”“官不聊生”的感叹。新的官场生态下,官员的“不为”有何表现?他们又有怎样的心结呢?部分深处在基层一线的官员向新华社“中国网事”记者诉衷肠,我们且听且分解。

得过且过,但求无过

一位副县长说:这一任就短短的五年呀,五年后两个县长放在那一对比:谁的政绩大就提拔谁呗!所以哪怕老实人也被逼得小心翼翼地去突破各种底线搞政绩,盖新城上项目,留给后任几个亿的债务也一路光鲜。如果有人告诉我,考核我这一届的最大标准就是绿色,我就不会这么着急招商引资,也就不会来个县长修一次马路。“但现在这么多眼睛盯着你,还真不敢太过冒进,暂且干一天是一天吧。”

这位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县长,又想说实话又不敢暴露身份,语气中透着无奈。

柳红(化名)今年50岁出头,在乡镇基层工作了20多年,却仍然是一名普通科员。行政级别是最低档,导致她的待遇也一直上不去,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。“这么一把岁数,我只求把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完成,不出差错,就对得起拿的这份工资了。几乎很少主动去想怎么把工作做好,尤其是要面对老百姓的工作,能躲就躲。万一惹出事,咋办?”她无奈地说。

海南省昌江县一位干部介绍,自从开展反“四风”、落实八项规定之后,党员干部作风有很大改进,但相应的一些党员干部的惰性也增加了。据他了解,因为节假日政府公车一律封停,一些局长们下基层变得更“罕见”。

宁夏中部一位副处级干部说,新规之下,官员们都处在“高风险”用权的环境之中,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,而且处处都得防备诱惑。“看着是一个个馅饼,实际上就是一个个陷阱,稍有不慎,就可能掉下去。”他说,为了防范风险,一些官员索性“廉而不勤”了。

部分官员“不想为”有苦衷

一位贫困县的县长忧虑地说了三遍“不好干”。他坦言:“为官不易”并不能怪八项规定,而是“环境不自主”。一方面老百姓迫切希望一任干部给地方带来改变,一方面上面又让你背负起无限的责任。可是,用人机制并不是看你干不干事,而是看你会不会来事。不求百姓拍手,只求领导点头就好。这个形势下干事情的人会被看作有点“疯疯癫癫”。

“总担心试和闯会违法违规,一遇到法律政策瓶颈,就更不敢突破了。”他说,千方百计维稳,缩手缩脚干事最能形容基层干部的心态了,好多事情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,也找不到合理的边界,还得时刻提防不能出事,不少官员担心因为出问题而索性不干,这种惰性不可小觑。

南部某省一名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自从国家层面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后,省级和市县级层面的卫生与计生部门也陆续合并,而部门合并意味着编制减少和领导职务的减少,他发现,一些领导干部的心态也随之发生波动,其表现为,部分能力强、有路子的表现得干劲很大,处处争先夺优,希望合并后能够有个一官半职,而一些没路子的中层、副局长们工作态度明显消极。

更令官员感觉作为乏力的一大障碍是机制固化。拿用人来说,一些地方配备干部多数都是考虑“某某干部该解决了”的资历问题,而不是实际岗位的需要。青年人的热情、创造力要让位于人际关系、组织原则。比如,虽然都在提简政放权,却不好放下。以审批权下放为例,某地一个项目跑了十年至今手续未全。

“干部不是没有干劲,而是到底该怎么干,什么才叫干得好?是老百姓腰包鼓了,还是项目上得多了?”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旗委书记付瑞峰从乡党委书记一步步走来,感慨颇多。他说,虽然中央强调不唯GDP,但地方上还没有一个科学的政绩观考核标准,大家仍是向GDP站队。如果干部的思想没有得到转变,很难把事业干好。

政绩观不改,“不为”总会有理由

在呼和浩特市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献华看来,一些官员不敢担当,与官场潜规则的影响有很大关系。比如,上级对下级,哄着护着,下级对上级,捧着抬着,同级对同级,包着让着,大家形成的工作习惯是“唯上而不唯下”,有好处争着上,没好处就退让,这样的干法怎能做出百姓认可的政绩?

此前有媒体预测,在高压力和高风险之下,“当官”的魅力正在消退。广东、浙江等地,相继曝出区级领导、公安干部辞职下海。不仅东部沿海地区如此,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,干部辞官也陆续发生。在安徽某市,不到半年的时间,先后有四名基层“一把手”干部请求离职。

记者采访了解到,辞职的干部主要是“身心俱疲型”和“压力山大型”,繁重的压力让一些干部感到“完全没有兴趣”,甚至是患上明显的抑郁症。

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认为,当前需要重视基层干部出现的变相不作为现象,既要通过制度建设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,让官员摆脱不良的官场潜规则,更需要官员自我提升,改变不正确的政绩观,树立敢担当的新风。(采写记者:张丽娜、杨玉华、张亮、王自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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